苏联模式是一套以国家强制力为基础、以加速重工业化为目标、通过全面控制和牺牲农业与农民利益来实现资本积累的制度体系，其核心支柱包括农业集体化、统购统销、工农业产品“剪刀差”以及限制农民迁徙自由。
斯大林的“改造农民”才是苏联模式的正统。
1956年，毛主席觉察到苏联模式有问题，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。他们采取义务交售制的办法，把农民的东西拿去太多了，给的代价又极低。
整体看，苏联对中国工业化之最大支援，是体制方面“苏联模式”之输出。
展开阐述
“苏联模式”是理解20世纪下半叶中国国家构建，特别是城乡关系形成的关键参照系。作者将其定位为中国早期工业化学习的“坏榜样”，其制度逻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户籍、土地和城乡分割制度的形成。
苏联模式的核心支柱
这套模式并非单一政策，而是一个由多个相互锁定的制度构成的完整体系，旨在最大限度地从农业部门提取资源（“贡赋”）以支持国家主导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。
- 农业全盘集体化：通过消灭富农和建立集体农庄，剥夺了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自主权，将土地和劳动力置于国家直接控制之下。
- 020-制度安排-统购统销：国家以指令性计划和强制性低价，统一收购农产品，统一销售工业品，关闭了农产品市场，为实施“021-制度安排-剪刀差”铺平道路。
- 工农业产品“剪刀差”：人为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，同时抬高工业品销售价格，通过不等价交换，将农业创造的价值源源不断地转移到工业部门，完成原始积累。
- 限制迁徙自由（普罗皮斯卡制度）：这是整个模式得以运转的关键一环。通过类似国内护照和签证的“普罗皮斯卡”（Propiska）制度，严格限制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。这一制度后来被中国的017-制度安排-户籍制度借鉴和强化。
制度的内在逻辑：为何必须限制迁徙？
作者着重分析了限制农民自由迁徙的经济逻辑。如果农民拥有迁徙自由，当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将他们“挖得太苦”时，他们必然会“用脚投票”，逃向收入更高的城市和工业部门。农民的流失将直接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上升（因为留守农民的机会成本变高），从而瓦解国家低价征粮的基础。因此，只有通过户籍制度将农民“捆在土地上”，国家才能低成本地实施对农业剩余的汲取。
对中国的影响
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“一边倒”地学习苏联，全盘引进了这套模式。尽管毛泽东等领导人早期就觉察到其“把农民挖得很苦”的弊端，但整个制度框架已经建立，难以动摇。其结果是，中国不仅复制了苏联工业化高速推进的成就，也复制了其工农关系紧张、城乡严重失衡的弊病，并最终通过018-制度安排-城乡分割制度，形成了比苏联更为深刻和持久的城乡等级差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