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业化超前、城市化滞后是中国在特定发展阶段形成的一种结构性失衡特征，指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和水平远超城市化（即人口向城市聚集）的速度和水平。
迄今我国仍有80%的人口滞留农业与农村，说明我国以往的高速工业化是在城乡隔离的条件下进行的。工业化在城市高速推进，而众多的农村人口则同小部分国民收入组合在一起，保持着一种很低的分工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。
工业化在城市高速推进，而众多的农村人口则同小部分国民收入组合在一起，保持着一种很低的分工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。工业净产值的高比例同农业‘就业’的高比例，十分罕见地长期并存。
整体看去，中国城市化的小马，拉不动工业化的大车。这是经济转型绕不开的一道坎。
展开阐述
“工业化超前，城市化滞后”（或称“工超前、城滞后”）是周其仁及其研究团队在1985年首次提出的用于概括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特征的概念。它揭示了在中国，工业化与城市化这对本应相辅相成的进程，被人为地割裂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历史成因
- 重工优先战略：建国初期，为快速建立国防和工业基础，中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。这一战略本身就需要国家高度集中资源。
- 019-制度安排-苏联模式：为了给重工业提供低成本的原料和资本积累，中国借鉴了苏联模式，通过**021-制度安排-剪刀差和020-制度安排-统购统销**等方式，从农业汲取资源。
- 001-核心概念-城乡二元结构：为保证上述战略的顺利实施，国家建立了一套严格的**017-制度安排-户籍制度，限制了004-核心概念-迁徙自由**，将大量农村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，阻止了人口伴随工业化进程向城市的自然流动。这导致工业可以在城市里高速发展，而本应随之发展的城市规模和服务能力却被严重抑制。
衡量指标
通常，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（城市人口/总人口）会伴随工业化率（工业产值/总产值）的提升而提升，且前者的增速往往更快，因为工业发展需要大量的交易、物流、金融等服务业人口在城市聚集。然而，中国的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，甚至低于其他“金砖国家”，直观地表现了“滞后”的特征。
主要影响
- 抑制内需市场：城市化滞后意味着城市消费人口规模不足，国内市场狭小。这导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，当外部需求萎缩时，庞大的工业产能难以转向内销，经济转型面临巨大困难。
- 农产品市场需求不足：在改革开放初期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，但由于城市人口规模太小，无法消化激增的农产品，导致了1984年全国性的“卖粮难”问题，这也是“工超前、城滞后”概念被提出的直接背景。
- 加剧城乡不平等：这种结构固化了城乡之间的身份和权利差异，使得资源和机会长期向城市倾斜，农村的发展被边缘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