费孝通先生的《乡土中国》是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基石，作者周其仁将其作为一个历史坐标，用以反衬和说明中国如何在一系列由农村发起的改革驱动下，经历“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”的特殊阶段，并最终迈向以市场化和法治为核心特征的“城乡中国”的历史性变迁。
《乡土中国》是费孝通先生的名著，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时候，中国早有了城市。
费老当年刻画的“乡土中国”，不但在观念与人际关系方面依旧覆盖着今日的城乡中国，而且直观地看，很多大都会城市的空间特征其实还“相当的农村”。
时光荏苒，我们有幸亲历从“乡土中国”到“城乡中国”的转变。城乡中国“城”字当头，可不再是“征”字挂帅。
展开阐述
作者周其仁并非简单地复述费孝通先生的理论，而是将《乡土中国》作为一个历史参照系，来定位和解释中国近几十年来波澜壮阔的城乡转型。
作为起点的“乡土中国”
《乡土中国》描绘的是一个以农业为本、以乡村为主体的社会形态。作者指出，即便在费孝通先生写作的年代以及改革开放初期，中国绝大多数人口仍然是农民。这种“乡土”底色，不仅是经济结构上的，也深刻地体现在观念和人际关系上，其影响至今犹存。正是这种深厚的乡土基础，决定了中国的变革必须从农村开始，最初的改革力量也必然是“农村包围城市”。
关键的过渡：“工业化超前，城市化滞后”
作者在80年代重读《乡土中国》时，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核心矛盾：当时的中国，工业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（工业化超前），但大量的农村人口仍然未能转化为城市人口（城市化滞后）。这一结构性的失衡，凸显了当时城乡之间的制度壁垒（如户籍制度）对人的自由迁徙的巨大阻碍，也预示着一场深刻变革的必然到来。
迈向“城乡中国”
作者认为，从“乡土中国”到“城乡中国”的转变，是一场仍在进行中的深刻革命。他强调，“城乡中国”的核心特征是“城”字当头，但其驱动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：
- 动力之变：不再是过去以政府强制力为基础的“征”字挂帅，而是转变为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“市”字当头。
- 制度之变：要支撑市场化的城市化，就必须对普遍的财产权利（特别是转让权）进行重新界定，并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市场。
- 法治之需：必须以法治来保障绝大多数人的经济活动都能在合法的框架内进行，以取代过去模糊、充满博弈的权利格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