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嘉映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，他致力于沟通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，并强调哲学思考应回归到“说理”的公共实践，关注语言、伦理与人的真实生活世界。
哲学活动在本质上是说理活动，而不在于提供一套理论，更不在于提供一套世界观或人生观。
语言的意义不在于它和世界之间有一种图像关系，而在于它的用法，在于它编织在我们的生活形式之中。
我们不是先有一种纯粹的物理感觉，然后用“疼”这个词去指称它；我们是直接学会了“疼”这种感觉和表达。
展开阐述
陈嘉映以其清晰、深入的哲学写作和对中西方哲学传统的融会贯通而著称。他努力摆脱纯粹学院化的哲学研究，将哲学思辨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。
核心思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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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学即说理 (Philosophy as Reasoning)：陈嘉映反对将哲学视为提供终极答案或宏大体系的学科。他认为，哲学的核心活动是“说理”——在具体的语境中，通过对话、辨析和论证，澄清我们观念中的含混和错乱。它不追求像科学那样的确定性知识，而是力求达到道理上的通达和理解上的清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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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言与生活形式：深受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，陈嘉映认为语言的意义不在于指称一个独立于语言的外部实在，而在于其在人类“生活形式”（forms of life）中的具体用法。语言是一张交织着人类活动、信念和实践的网络，脱离了这张网络，谈论孤立的词语意义是没有意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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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看”到“说”：他区分了两种对世界的理解方式。一种是“凝视”的、理论化的、客体化的，倾向于将世界看作一幅独立于我们的图像。另一种是“说话”的、实践的、参与的，强调我们作为世界中的行动者，通过语言和实践与世界发生关联。他主张哲学应从前一种主客对立的思维模式，转向后一种融入实践的理解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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伦理学思考：在伦理学上，陈嘉映关注“何为良好生活”。他并非要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，而是探讨我们如何思考和谈论“善”、“价值”、“德性”等伦理观念。他强调，伦理思考无法脱离具体的个人处境和社会文化背景，追求一种普遍适用的、公式化的道德体系是徒劳的。
深远影响
- 沟通哲学传统：陈嘉映的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分析哲学（尤其是维特根斯坦）与欧陆哲学（尤其是海德格尔）在中文世界里的对话与融合。
- 引领哲学公共化：通过《哲学·科学·常识》、《何为良好生活》等著作和公共讲座，他将深刻的哲学思考以清晰晓畅的方式呈现给公众，拓展了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。
- 革新哲学话语：他倡导的“说理”式哲学风格，影响了新一代哲学研究者，促使他们摆脱僵化的术语和体系束缚，回归到对真实问题的具体分析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