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清两代的胥吏问题
胥吏问题，即官（通过科举的正式官员）与吏（处理具体事务的办事员）的流品分化与对立，是元、明、清三代政治中一项极为严重的弊病。它导致了实际政务被一群没有晋升希望、地位卑微但精通业务的吏员所把持，架空了上级官员，成为政治腐败的重要根源。
官吏流品的分化
- 源头：官吏分途的弊病始于元代。蒙古统治者不懂汉文，需依赖汉人书记（吏）处理文案，而高层官员则由蒙古人担任，造成了官与吏的割裂。
- 定型：明代继承此弊，并通过制度将其固化。明成祖规定吏胥不能担任御史、不能考进士，彻底堵死了胥吏的上升通道。官为“清流”，吏为“浊流”，两者界限分明，无法逾越。
官和吏就显然分开两途。于是在中国政治上的流品观念里，吏胥被人看不起。这一观念始于元，到明成祖时而确定。这事在中国政治史上，实有甚大的影响。
胥吏政治的危害
胥吏虽然流品卑污，但他们是掌握实际政务的“专业人才”，其危害体现在：
- 垄断专业知识：一切文书、簿籍、法令、案例都由胥吏一手掌握，他们利用信息优势，操纵政务，架空长官。
- 败坏吏治：由于晋升无望且备受歧视，胥吏阶层普遍缺乏职业道德，利用职权舞弊自肥，在铨选、财赋、司法等所有环节上“上下其手”。
- 阻碍改革：科举出身的官员不熟悉具体政务，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了解情况。而任何试图整顿的官员，都会遭到胥吏集团的暗中抵制和作梗。
- 文书政治：过度依赖繁琐的公文流程，使得政治僵化，效率低下，此即“文书政治”之弊。
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，铨选则可疾可迟，处分则可轻可重，财赋则可侵可化，典礼则可举可废，人命则可出可入，讼狱则可大可小，工程则可增可减。
长官虽贤明，无奈他们何。此乃法病，非人病。
这种“清浊分流”的制度，使得下层办事人员自暴自弃，而上层官员又不懂业务，最终导致了明清两代地方政治的普遍败坏。